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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科技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今天，未成年人能否安全、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部分国家选择“封禁式”管理，但研究表明，一刀切禁令未必有效，甚至可能造成风险转移。中国作为数字科技大国，应探索分级分类、精准化的治理体系，培养未成年人数字素养，使其具备自主、安全、有尊严地在数字世界成长的能力。 未成年人社交媒体治理：不应一禁了之，而应精准引导 我们政策的目的不应该是让孩子远离数字科技，而应该是如何帮他们在数字世界中拥有自主、安全、有尊严地成长的能力。 最近半个月，笔者参加了数场由媒体或高校组织的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治理研讨会。数字科技在带来便利与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伦理、认知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或人工智能，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 从去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阿联酋和英国等国相继颁布法令，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Instagram、Facebook、X、YouTube、TikTok等主流社交APP。据悉，挪威、土耳其等国也在酝酿类似政策。 国内不少家长与教师也对孩子沉迷手机忧心忡忡，呼吁中国效仿禁令的声音时有出现。恰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下称《报告》），笔者认为其分析颇具参考价值，结合此前思考，提出以下看法。 一、一禁了之是懒政，无法根治问题 人类信息传播技术的每次革新——电视、录像带、互联网、智能手机——都曾引发对未成年人成长的担忧。社交APP与人工智能并非最后的技术挑战，未来还会有更多新技术冲击教育体系。 从根本上说，获取数字信息已是新时代的一项基本受教育权，成年人不能仅因心智尚未成熟就代替未成年人做出剥夺权利的决定。数字科技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只会加深，培养未成年人驾驭科技的能力，才是面向未来的负责任做法。 禁令可能只是表面解决问题，实则把风险转移到更隐蔽、更难监管的渠道。例如，《报告》引用芝加哥大学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四个月后，14-15岁受影响未成年人的合规率仅约27%，大多数人仍在使用受限平台。VPN下载量激增近三倍，替代平台Yope一度登顶下载榜，约一半用户为16岁以下。 二、封禁背后是产业博弈与数字主权之争 全球前十流行社交APP大多由中美企业开发，对外资APP的过度普及，各国均有数字主权与国家安全顾虑。以制裁社交平台作为博弈手段，在国际政治中并不罕见：2018年以来，欧盟以反垄断、隐私侵权为由，对谷歌、Facebook、苹果等开出了数十亿欧元罚单。 美国对本国社交平台宽容治理，却对外国APP（如TikTok）采取限制措施，理由常包括侵犯隐私、诱导未成年人成瘾等。澳大利亚等国禁令表面逻辑是保护青少年，深层动机则包含扶持本土平台、强化数字主权。 《报告》指出：“各国管控模式差异源于产业发展、治理能力与政治因素的多重博弈。”数字治理能力不足及选举政治压力，也会强化“一刀切”倾向。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地方选举失利后匆忙推出未成年人社交禁令，便是典型案例。 三、社交媒体的影响复杂，不能简单定性 《报告》对1309篇系统综述文献的分析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直接因果关系，影响更多取决于家庭、学校与个人学习习惯。现实中，既有沉迷手机导致成绩下滑的案例，也有善用数字工具拓展知识面、提升思维能力的学生。 例如，朋友家8岁的孩子通过短视频与AI模型获得了超越同龄人的知识面，这正是积极利用数字科技的成果。相比过去的课外书与辅导班，互联网的信息供给能力更强，关键在于引导与素养培养。 四、中国应探索精准化治理体系 作为数字科技大国，中国在产业发展和治理示范上都应走在世界前列。政策重点不应是简单复制他国最低年龄禁令，而应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与执行效能。 《报告》建议构建以“年龄分级”和“平台风险等级”为双维度的分级管控措施，并以最小化收集、用后即焚为原则设计验证方案。人工智能在未成年人及大学生中的应用治理，亦可参考这一原则。 在高度数字化的时代，驾驭网络媒介与人工智能已成为必备能力。真正为孩子长远考虑，应把重点放在提升其数字素养，使其能够辨别信息真伪、优劣，成为合格的数字公民。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是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也需要平台方积极配合。例如，设置青少年模式、限制使用时长、过滤不良信息、提供适龄优质内容等。同时，政府可通过立法明确平台责任，建立未成年人数字使用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形成家庭、学校、平台、政府四方协同的治理体系。 相关新闻 据《2026全球数字治理观察》报道，法国近期启动“青少年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在全国中小学开设数字公民课程，并与主流社交平台合作开发防沉迷工具。专家指出，这类综合性治理模式比单一禁令更能兼顾安全与发展，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责任编辑：今日说事) |